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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于富贵世家,长于忧患乱世。晚境优游,妻贤子孝。天生我材无大用! 凡事认真,必须合理可行。为人子,父殁卅年无改于父之道。为人夫,爱妻如己, 无谎言、不二色。为人父而教子有方。为人师,不误人子弟。与朋友交,重信义,为诤友。满腔爱国爱民热忱,源自孔孟之道!《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》有《送XX》绝句三首:(一)六载同堂共切磋,推敲诗注赞襄多。乘风破浪人千里,老泪纵横叹奈何!(二)XX赞子思无邪,恭俭温良众口誇。乙句校书尤仔细,传诗讲席现才华。(三)四化宏图岁月遒,风流人物正需求,望君早日旋乡里,作育英才建九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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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史·职官志》“三丞”考  

2007-09-03 22:17:13|  分类: 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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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史·职官志》中,“三丞”凡两见。《宋史》卷一六四《职官志》四《监察御史》:“治平四年,中丞王陶言:‘奉诏举台官,而才行可举者多以资浅不应格。’乃诏举三丞以上知县为里行。”又《宋史·职官志》十《致仕》:“天圣、明道间,员外郎以上致仕者,录其子试秘书省校书郎,三丞以上为太庙斋郎。”宋代官制,太常、宗正、光禄等诸寺设丞;国子监、将作监等诸监设丞;秘书、殿中两省也设丞。“三丞”究竟是指哪三丞?《宋史》失载。

《宋会要辑稿》以太常、宗正、秘书丞为“三丞”。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二○之九:“宣和五年七月十一日,臣僚言:‘宗正所以崇奉玉牒,元丰董正治官,虚长贰不除,专以丞听寺事,盖与太常、秘书号为“三丞”。其选甚清,自来率用馆阁英俊,以重属籍之寄。比来用人寝轻,颇失本旨,请今后宗正丞依太常、秘书丞选差。’”这是“三丞”的第一种说法。

《合璧事类》后集卷六二《文武阶官门·文阶》:“奉议郎,旧为太常、秘书、殿中丞。著作郎,国朝元丰新制改太常、秘书、殿中丞为奉议郎。”原《注》说:“奉议郎换三丞及著作郎。旧制前各自太子中允迁太常丞,著作郎迁秘书丞,大理寺丞迁殿中丞,状元自将作监丞迁著作郎。无出身自赞善、中舍、洗马皆迁殿中丞。以上皆号‘大朝官’。”

以上关于“三丞”的两种说法都包括太常、秘书二丞。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正丞或殿中丞二者之中,究竟哪一丞是属于“三丞”的。

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和有力的佐证。《避暑录话》卷下记载:“国朝监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尝再任通判人。有阙,则中丞与翰林学士知杂选举二人,从中点一人除,宰相不与也。”《石林燕语》也有类似记载(1)。徽宗大观间,叶氏曾以中书舍人兼编修《神宗官制六典》(2),应该熟悉北宋官制沿革,因而他的记载也应该是可信的。此外,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和《欧阳文忠全集》也提供了相同的证据。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一七之三六:“景佑元年四月二十四日,御史中丞韩亿等言:‘窃见唐朝曾置御史里行,欲乞与三丞内曾经知县差使者举充,候二年满,即与正御史,供职二年,即与省、府判官或专运差遣。’从之。”(这一段记载也见于《长编》卷一一四、卷一四五(3))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一七之六:“庆历二年正月,诏御史台举属官。故事,太常博士以上两任通判三人中,御笔点一人。如闻难于得人,自今听举一任通判及三丞该磨勘者二人选之,以中丞贾昌朝上言也。”(这一段史料《长编》未载)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卷一○一《再论台官不可限资考札子(庆历三年)》:“凡台官举人,须得三丞已上成资通判,此例起自近年。”(欧阳修上言事《长编》记载甚详,见后)这些内容一致而来源不同的史料,不但和前引《宋史·职官志》四《监察御史》所记史实一脉相承,而且使我们得到以下论断:“三丞”是与监察御史的选任有联系的。

《宋史·职官志》九《文臣京官至三师叙迁之制》说:“太常、宗正、秘书丞,著作郎、秘书郎,转太常博士,特旨转左、右正言,监察御史。宗正丞无出身转国子博士。”接着又说:“殿中丞有出身转太常博士,无出身转国子博士。”由此可知:

一、          宗正丞有出身者和太常、秘书丞一样,特旨可以转任监察御史,而殿中丞无论有出身者还是无出身者,都不能转任监察御史;

二、  宗正丞和殿中丞的官阶品位十分相似,前者略优(4)。从第一点不难得出宗正丞与监察御史的选任有联系,而殿中丞则不相干的结论。鉴于前文已经得出“三丞”与监察御史的选任有关联的论断,现在应该可以论定:宗正丞属于“三丞”之一,而殿中丞则不然。因此,《宋会要辑稿》以太常、宗正、秘书丞为“三丞”的说法是正确的。

对于《合璧事类》“已奉议郎换太常、秘书、殿中三丞”之说该作何解释呢?上文我们已经有“宗正丞和殿中丞的官阶品位十分相似”的论述,由于奉议郎换三丞之说略去宗正丞,而且该书所列元丰以新官易旧官之中,宗正丞竟阙如,不免启人疑窦.下文我们讲探讨一个推论:《合璧事类》所谓“三丞”之三,似可看作数词,仅表示三个丞而已,并没有《宋会要》所谓“号为‘三丞’”那样具体的含意。

为了便于分析和判断,兹将《宋史·职官志》中,太常、宗正、秘书、殿中丞的排列次序列成下表,以资比较:

(一)《职官志》三《中绫纸二等》

太常、宗正、秘书、殿中丞,六尚奉御,大理正,著作郎。

(二)《职官志》八《建隆三年三月有司上<合班仪>》

太常、宗正、秘书丞,著作郎,殿中丞。

(三)《职官志》八《建隆以后合班之制》

太常、宗正、秘书丞,著作郎,殿中丞。

(四)《职官志》八《官品》

太常、宗正、秘书丞,大理正,著作郎。(缺殿中丞)

(五)《职官志》九《文臣京官至三师叙迁之制》

太常、宗正、秘书丞,著作郎,秘书郎。

殿中丞。

(六)《职官志》十一《俸禄》

太常、宗正、秘书、殿中丞,著作郎,大理正。

(七)《职官志》八《元丰以后合班之制》

殿中丞(旧秘书丞下,崇宁二年升)

太常丞,大晟乐令(崇宁二年增置),太医令,宗正、大宗正、秘书丞,直秘阁(政和

六年置,元丰令,知下州在此下)

(八)《职官志》八《绍兴以后合班之制》

太常丞,判太医局,宗正、大宗正、秘书丞,直秘阁,左、右郎将,奉议郎,大理正,著作郎(缺殿中丞)

(九)  《职官志》九《文臣换右职之制》

太常丞换庄宅副使

秘书丞换六宅副使

殿中丞换文思副使

(缺宗正丞)

(十)  《职官志》九《元丰寄禄格》

新官:奉议郎

旧官:太常、秘书、殿中丞,著作郎。(缺宗正丞)

(十一)《职官志》十一《职钱》

太常、宗正、知大宗正、秘书丞,大理正,著作郎。(缺殿中丞)

上表中,第(一)至(六)项,太常、宗正、秘书丞皆顺列,殿中丞或在秘书丞下,或在著作郎下。第(七)至(十一)项,由于元丰后改官职的结果,虽然在太常、宗正、秘书丞之间夹入他官,但顺序仍如第(一)至(六)项未变。尤其第(七)项《元丰以后合班之制》中,明确指出:殿中丞直到崇宁二年以前,仍在宗正丞和秘书丞之下。综览全表,进一步体现了前文“宗正丞和殿中丞的官阶品位十分相似”的论述。因此《职官志》九《元丰寄禄格》中,宗正丞阙如是不合理的,疑有缺误。《文献通考》卷五五《职官》九《宗正丞》说:“宋初为寄禄官,后改为奉议郎。”即是确证。如果我们试将宗正丞补入第(十)项《元丰寄禄格》中,除去补入太常丞和秘书丞之间,还有更合理的位置吗?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《宋史·职官志·元丰寄禄格》和《合璧事类》同出一源,我们也应该对《合璧事类》后集卷六二《文武阶官门·文阶》作相同的补正:在太常丞和秘书丞之间补入宗正丞。如此一来,原文应改作“奉议郎,旧为太常、宗正、秘书、殿中丞,著作郎。国朝元丰新制改太常、宗正、秘书、殿中丞为奉议郎”原《注》岂不是也应改为“奉议郎换四丞及著作郎”吗?这一“三丞”说之非,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
此外,史载真宗和仁宗两朝,曾两次以殿中丞为监察御史或里行,似与上文抵牾,不能不辨析明白。

真宗天禧元年五月,以殿中丞刘平为监察御史。《长编》卷八九真宗:“天禧元年二月丁丑,诏别置谏官、御史各六员,增其月俸,不兼他职,每月须一员奏事。或有急事,听非时入对。及三年,则黜其不胜任者。……五月甲辰,以殿中丞刘平为监察御史,用新诏也。”

首先,根据前引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一七之三六的记载,仁宗景祐元年因中丞韩亿上言,才下诏“举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充监察御史里行”的制度。殿中丞刘平任监察御史在真宗天禧元年,早于仁宗下诏十七年,显然,刘平之任监察御史和“三丞”无关。其次,《长编》说“用新诏也”,证明刘平以殿中丞为监察御史是首开其例。

仁宗庆历三年,包拯又以殿中丞为监察御史里行。《长编》卷一四五仁宗:“庆历三年十一月癸酉,太常博士李京、殿中丞包拯并为监察御史里行。”包拯和刘平不同,不能说与“三丞”无关。这又该如何解释呢?

自真宗天禧元年下诏增置台、谏官以来,根据现存的史料,仁宗朝曾三次以台、谏官论御史台难于得人,而下诏降格以求。第一次是景祐元年中丞韩亿上言,第二次是庆历二年中丞贾昌朝上言,第三次就是庆历三年谏官欧阳修上言极论“改此谬例”。包拯以殿中丞选任监察御史里行,就是因欧阳修上言的缘故,才得以破格任用。

《长编》卷一四五:“庆历三年十一月辛未,先是谏官欧阳修言:‘臣伏见御史台阙官,近制令两制并中丞举人,遂致所举多非其才,不能称职。……臣欲乞今后只令中丞举人,或特选举主。仍见朝班中虽有好人,多以资考未及,遂致所举非人。今乞不限资考,唯择才堪者为之。况台中自有里行以资浅之人。仍乞重定举官之法,有不称职者,连作举主,重为约束,以防伪滥。庶几称职,可振纲纪。’又言:‘臣近曾上言,为台官阙人,乞不依资考选举,仍令添置里行。所贵得才,可为称职。窃闻近诏宋祁举人,依前只用旧例,又未有议复里行。臣窃叹方今大臣,事无大小,知其弊,不肯更改。凡台官举人,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,此例盖起自近年。然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……台宪非才,近岁尤甚,是此例不可用明矣。然而宁用不才以旷职,不肯变例以求人。今限以資例,则取人之路狭,广其路犹恐无人,何况守其狭!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,未及者为里行,又于差除都不妨碍。……臣今欲特降指挥,令举官自京官以上者,不问差遣次第,唯才是举,使资浅者为里行,資深者入三院。’”既先有欧阳修极言变例,“自京官以上,不问差遣次第”,“使资浅者为里行”,包拯以殿中丞而选为监察御史里行,必当是破格任用。李涛因此特别将这一史料采入《长编》,而且不厌其烦地大书而特书,所谓“表而出之”,原是合情合理的。这倒恰从反面证明了,以“三丞”外的殿中丞为监察御史里行,是不合旧例的。

附带还应指出:本文开头所引《宋史》卷一六四《职官志》四《监察御史》“乃诏举三丞以上知县为里行”,百衲本、殿本皆作“三丞”,中华书局点校本据《长编》卷二○九改“丞”为“任”,显然是误校。

 

注解: 

(1)《石林燕语》卷九:“欧公以为,今台官举人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者,所以难于充选。因请略去资格,添置御史里行。但选材堪此选,資深者入三院,资浅者为里行。”

 按叶氏所述与李涛《长编》卷一四五所记相符。

(2)《宋史全文》卷十四上:“大观二年三月甲子,中书舍人叶梦得兼编修《神宗官制六典》。”

(3)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一四仁宗:“景祐元年四月癸丑,诏御史台置殿中侍御史里行、监察御史里行举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,候二年除御史,又二年除三司、开封府判官。从中丞韩亿之请也。然唐制亦有侍御史里行,今獨遗之。”

 同上卷一四五:“景祐初,置殿中侍御史里行、监察御史里行凡四人,以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充。既而久阙不除,于是诏以两人为额。”《注》:“里行以两人为额,据《百官志》,即庆历三年事。今附见王拱辰舉李京、包拯,或因修疏也。更详之。”

 按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一七之三六所记史料,说明宋代因唐制创设御史里行官职,即是由于中丞韩亿上言。而《长编》的两条记载则没有表明这一点,而且关于是否设殿中侍御史里行一职,前后自相牴牾,似不及《宋会要》。

(4)据《宋史·职官志》八,宋初升宗正丞为从五品。《职官分纪》卷十八,大中祥符九年,王旦请自今郎中以下兼宗正丞。《宋史·职官志》八《官品》,宗正丞与太常、秘书丞为从七品。

(原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一九八三年第四辑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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