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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介布衣书生的博客

振兴中华文化、提升国民素质!塗鸦文责自负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生于富贵世家,长于忧患乱世。晚境优游,妻贤子孝。天生我材无大用! 凡事认真,必须合理可行。为人子,父殁卅年无改于父之道。为人夫,爱妻如己, 无谎言、不二色。为人父而教子有方。为人师,不误人子弟。与朋友交,重信义,为诤友。满腔爱国爱民热忱,源自孔孟之道!《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》有《送XX》绝句三首:(一)六载同堂共切磋,推敲诗注赞襄多。乘风破浪人千里,老泪纵横叹奈何!(二)XX赞子思无邪,恭俭温良众口誇。乙句校书尤仔细,传诗讲席现才华。(三)四化宏图岁月遒,风流人物正需求,望君早日旋乡里,作育英才建九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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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前启后——一家四代人的兴替 五  

2007-09-19 00:14:48|  分类: 浮生纪实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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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  母教似海 

 

 

我的母亲是我外公的长女,名秀陵(1914-1994)。北平(现北京)慕贞女子中学高中肄业。不但出身官宦之家,而且如前所述,我外婆是大学士、军机大臣(宰相)沈桂芬的姪孙女,母亲为江苏江都殷氏名门闺秀。因为是长女,所以接受外婆的训练更为严格。可以说,她是一位有新知识,又有旧礼教的不可多得的“贤妻良母”,确实是父亲的“贤内助”!我的一位太姻伯——我四舅母的父亲刘宗纪将军,曾任孙传芳五省联军参谋长,毕业于日本军校(与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是同窗),居然以军人的标准,对他熟悉的三个年青女子作了点评:“殷家大姑奶奶(先母)是帅才,二姑奶奶(我姨母)是将才,我闺女是小兵!”殷府和张府上下都知道他的“帅将兵”评语,后来这三位主妇的家庭(我姨母殷楚媛嫁给驻日公使汪荣宝的小儿子汪重熙作继配夫人,姨父是留学日本的电机工程师)和她们持家的本领,也确如“帅府、将军府和士卒之家”的生动比喻。大家都佩服刘将军有知人之鑑。

作为“贤妻”,母亲在父辈的亲朋中有口皆碑。她自幼受旧礼教的教育和训练,不但有中国传统女子的“三从四德”(笔者按:“三从”是“幼从父兄,出嫁从夫,夫殁从子”;“四德”是“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工”;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,甚至当代社会,似乎“三从四德”的主旨也是无可非议、合情合理的,并非“大逆不道”!),而且有新式妇女的聪明干练,对父亲赤胆忠心,既是“持门健妇”,又是贤惠的参谋和助手;永远陪伴在父亲身旁,成为他一日不可或缺、形影不离的人生伴侣。作为一位母亲,她确是“良母”!首先,她爱孩子,却从不宠孩子,我们都是母乳哺育的,不像富贵人家用奶妈,因为母亲明白母乳对婴儿最好,宁愿自己辛苦以尽母职。她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疼孩子要疼在心里,不要疼在嘴上和脸上!”母亲弃养已经十多年了,但她生前常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家是女人的”,她为丈夫和儿女、为我们的家庭所奉献的彻底而无私的牺牲精神,仍令我无尽地怀念,时时感动不已!有时中夜梦醒,还会下意识地叫一声:“娘!”还是让我栩栩如生的真实回忆来一一表述吧。

母亲廿四岁与父亲结婚,父亲已经卅七岁了,事业蒸蒸日上,历任中南银行天津行(管理北平分行)襄理、副理、经理,后升任上海总行副总经理。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烽火中,母亲操持一家人的生活,虽无经济压力,却也不容易。何况常有意外事件发生:如1939年天津闹水灾(那一年姐姐出生),我家住一幢小洋房,父亲对银行公事一丝不苟,从二楼窗口登船去银行办公。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寇进租界,因为中南银行属欧美派,早就是日寇的眼中钉,竟把父亲抓进宪兵队恫吓。人人知道那是“阎王殿”,只见活人抓进去,都是死尸横着拉出来!幸亏有人营救,日军也不想事态扩大,引起金融风波,市面不景气,很快放人,却也虚惊一场。1949年初,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,天津城内炮声隆隆,我才六岁,已经懂得害怕了。母亲忙进忙出,指挥仆人和女佣准备伙食,用纸条把玻璃窗糊成“米”字形,犹如后来电影银幕上那样,把家里仿佛变成一座要塞;让我们几个孩子全躲进楼梯旁的一间小屋,伏在一张四面用棉被遮挡的方桌下,好像钻进阴暗的小碉堡,真是又惊又怕又好玩!当时母亲就是保护神,是全家的主心骨,是那座要塞的司令。解放军进城后,一位首长将指挥部设在我家楼下(我家位于云南路55号,临近成都道,后面一墙之隔的一幢豪宅成为“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”,1953年秋,我家也成为军管会的一部份),首长的枣红马,成为我的最爱,首长的警卫员还抱我上马背试骑,一颗童心好不得意!还记得炊事员因没见过抽水马桶,在其中淘米,不小心一板抽水的扳手,把米冲得无影无踪!一时成为大家一大笑料。我们全家和解放军朝夕相处,十分融洽。围城时的惊恐,早已烟消云散。后来回忆,中共地下党组织,大约早已将父母平日的为人和我家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。在我心目中,父亲只管公务,而母亲永远是家庭的支柱——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、内外家务,样样都是她操心。她在复杂环境和危机中随机应变的能力,令许多男子汉相形见绌!

母亲有几个特点大概是现代女子很难相比的(幸运的是爱妻与她老人家很有些相似):自我记事起,到父亲病故,卅多年間,餐桌上炖鸡汤的鸡腿永远是父亲吃,鸡胸是我们孩子分吃,母亲自己只吃鸡头、颈、爪,至多吃一根鸡翅,从无例外。母亲外出或有客人来访,一定化妆、穿戴整齐,否则绝不露面。我家极盛时,在北平大茶叶胡同十九号有占地四亩的大四合院住宅,共八十多間房,家中男仆、女佣、厨师、车夫、花匠和裁缝等共八人,母亲天天带领这一支团队料理家务,把家中管理得井井有条、一尘不染。解放后,家中虽仍有女佣,但没有厨师了,父亲患糖尿病多年,动过胃癌大手术后,饮食料理需特别仔细,父亲吃的荤素菜料等,都要用天平称过才下锅;母亲有时亲自下厨,烧得一手好菜,在亲友中远近闻名。直到母亲年逾花甲出国定居,我从未见过她为自己泡一杯茶或冲一杯咖啡,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!一位家庭主妇一辈子心中只惦记丈夫和孩子,操劳一生,为他们设想得无微不至,而从来没有自己!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“贤妻良母”,恐怕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女性才有!

年幼时,母亲的规矩极严。大人说话时,孩子绝对不许插嘴,只能恭敬地听。吃饭时长辈不动筷子,孩子绝对不许先动筷子;孩子不许自己夹菜,尤其不可“过河夹菜”(伸筷子夹远处的菜),夹菜的筷子上不许有饭粒,否则立刻会将筷子打回;吃饭时碗筷或嘴里发出声响也是绝不允许的。吃完饭,碗中不许剩一颗饭粒,否则要遭训斥;必须将筷子端正地放在碗上,恭敬地对长辈说:“请慢用!”得到允许才能离桌。后来到北美,听说重要职位的面试,是在餐桌上进行的,以便考察求职者的礼仪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东、西方文化同样重视礼仪,若合符节!如今许多父母把“旧礼教”视为封建糟粕,一律废除,孩子缺少礼貌教育,让我们的同胞在国际社会中出了多少“洋相”!有时在北美主流社会参与的社交场合,尤其是宴会席间,某些同胞的失态常常令我面红耳赤、羞得无地自容!每逢此时,我的慈母和严母,就会浮现在眼前;耳边响起她的口头禅:“我的孩子宁可我自己骂,不要将来走出家门让别人骂!”我们小时候,在客人面前,也免不了有“人来疯”的激动,但只要母亲面孔一板,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一下,立刻就会安静下来,她不用说一句话。对照现在的父母,孩子做客时,几乎吵翻天,把人家糟蹋得天翻地覆,大人居然熟视无睹,不加约束!难怪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人,会有许多出格的言行,被冠以“素质低”的美名!

记得我上高小和初中时,母亲晚饭后常常亲自为我洗脸、洗手,一边洗,一边在耳旁讲为人处世的大道理:如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、“人穷志不穷”、“与人比学问,不与人比吃穿”、“男儿无志,寸铁无钢”、“为人不做亏心事,半夜敲门心不惊”、“棒打出孝子,娇生惯养忤逆儿”、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、“驴粪球儿外面光,绣花枕头一包草”、“晴天里需防阴天”、“娶了媳妇,忘了爹娘”、“槽头买马看母字”等等。当时虽不全懂,却终生不忘。

1964年嗣父(我的胞叔,无子)带我赴上海和他共同生活,离家前夜,母亲走进我的房间,严肃地望着我说:“以后一人在外,千万不要做见不得人的事,不要让我和你爸爸挨骂!”她说这话时的告诫和期望的神情,至今如在目前。如今双亲作古多年,我庆幸自己没有辜负他们的殷殷期望,而且承前启后,像他们当年教育我一样,为他们教育了一个张氏后起之秀的孙子。

以我家当年的经济状况,穿衣吃饭根本无需特别算计。“穷家富路”是母亲的座右铭,她以身作则,除逢年过节和庆典应酬,平日总是粗茶淡饭,衣着朴素大方。父亲在外应酬,吃鱼翅海参酒席(有时会带我出席,使我有幸从小就见大场面),母亲带我们吃窝头和雪里蕻炒肉丝。我们的衣服都是哥哥、姐姐穿不下传下来的,新袜子必须在脚底先打过布补丁再穿,硬巴巴的,很不舒服(我小时候曾向母亲抱怨过,无效!)。直到初中毕业,我从来没穿过皮鞋(幼年不算)。在我的记忆中,我家过日子从来没有铺张浪费过!母亲晚年在纽约,仍保持节约的习惯,连一张面巾纸都不随意乱用!中华民族勤劳儉朴和做人本份、讲究“细水长流”的美德,今日怎么会消失了呢?

对我前母所生的三个孩子,母亲是姨母作后母,而她自己生养了六个孩子,除一个小产和一个四岁夭折外,养大四个。俗话说;“隔重肚皮,隔重山!”以人性和母性,若她将前母的孩子和亲生的孩子完全一视同仁,是不可能的。但是,前母所生的两位姐姐和一位哥哥,全都教育到大学毕业(依次为东吴大学法律系、交大电机系和浙大机械系)、成家立业。我的二姐(前母所生)如今年逾古稀,逢人便说母亲好。母亲无愧于前母托孤的重任!

在母亲年过半百后,遇上了“文革”的大灾难,对我家是生死攸关的考验。父亲曾有两句诗——“身败名未裂,家破人未亡!”和“一肩行李,四海为家!”,是当时厄运和双亲非凡的达观心态的最佳写照。在抄家、颠沛流离、经济拮据、落实政策、父亲病故、唐山大地震、处理家产等一系列考验和难题面前,母亲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、智慧和胆略,带领我们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,赢得亲友们啧啧称奇的奇迹(容后一一详述)。

由于母亲的教育背景和阅历,根本无法适应北美高科技现代化商业社会,在处理家产的策略上,母亲和我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根本分歧。自父亲病故后事事对我言听计从的母亲(长兄在台湾,对家事鞭长莫及),拒不接受我的合理方案,竟采用我备用建议的上、中、下三策中的下策。我不愿意违抗母命,将保险箱钥匙、银行存折等都交给她,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。令我自1975年回津为父亲奔丧时,对母亲发誓“重整家园”并为之奋斗十年的丰硕成果几乎尽付东流!1985年我应邀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学者时,所谓“万元户”是可以荣登人民日报的,而我家当时曾拥有人民币现款40万元!并且都是合法取得的清清白白的钱。

母亲仙逝后不久,我们四兄弟和一位姐姐在美国新泽西州舅父(先母的小弟)家中聚会,老人家当众说了一句公道话:“当初老三向你们的母亲建议成立家庭教育基金,不失为得策!”(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)事后我胸中强忍多年的委屈如火山喷发,一时失控,当着唯一在世的舅父和舅母,声泪俱下。今年春夏之交,我们回加拿大,曾专程去美国探望年迈的舅父和舅母,呈上新出版的拙著《书生随笔》,盘桓一日夜。他们二老和表妹对我们发自肺腑的欢迎、夸奖和亲情,令我们夫妇深深感动、永世难忘!倘母亲在天之灵有知,则应该含笑!

回忆母亲的教诲和慈爱,我心中仿佛有滔滔不绝、说不完道不尽的话,其深似海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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