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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介布衣书生的博客

振兴中华文化、提升国民素质!塗鸦文责自负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生于富贵世家,长于忧患乱世。晚境优游,妻贤子孝。天生我材无大用! 凡事认真,必须合理可行。为人子,父殁卅年无改于父之道。为人夫,爱妻如己, 无谎言、不二色。为人父而教子有方。为人师,不误人子弟。与朋友交,重信义,为诤友。满腔爱国爱民热忱,源自孔孟之道!《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》有《送XX》绝句三首:(一)六载同堂共切磋,推敲诗注赞襄多。乘风破浪人千里,老泪纵横叹奈何!(二)XX赞子思无邪,恭俭温良众口誇。乙句校书尤仔细,传诗讲席现才华。(三)四化宏图岁月遒,风流人物正需求,望君早日旋乡里,作育英才建九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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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-08-29 18:24:18|  分类: 浮生纪实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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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  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

 

除了外婆,我没见过祖辈的近亲。

我祖父讳允臻(1878-1915),字翕亭,在大家庭同辈中排行十二。听父亲说,1915年他十五岁,祖父在北平(现北京)任京师警察厅总务处长兼警官教练所总办(校长),突然患上癌症,在任所病逝,正值卅八岁的壮年。父亲是长子,侍奉祖母携带我二叔(颐昌,十四岁)、三叔(履昌,八岁)和两位小姑母扶灵回老家扬州安葬。五年后,父亲廿岁时,孀居的祖母也去世了。

我的祖父生在衣食无忧的富裕之家,不满足于公子哥的身份,更没有堕落为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;却是少年倜傥有志,鄙视大家庭的寄生生活,青年即毅然离家,风尘仆仆负笈东渡,赴日本求学。可以说他是走在时代青年前列的精英。

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后,清王朝一败塗地、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,列强弱肉强食,步步进逼,中国在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。有志青年纷纷赴海外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,誓图复兴中华。日本自明治维新后,迅速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,国力突飞猛进地发展。日本和中国是近邻,又同是黄种人,唐代还大批派“遣唐使”(留学生)来中国学习中华文化,如今两国国力却有天壤之别,因此日本成了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国。我的祖父正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人。日本警察举世闻名;他在日本主修维护社会治安的警政学。

祖父学成归国后,即在京师警察厅任职,当时的内政部长是我家世交朱桂莘。祖父为官兢兢业业,数年间就升任总务处长兼中国第一所高级警官学校校长,可谓学以致用。不难想见,无需多年,他在中国警界就会“桃李满天下”,被尊为“祖师爷”。可惜正当大展宏图之时,便英年早逝了。命乎,时乎?

祖父在京供职期间(1907-1915 ),正值辛亥革命风起云涌,满清覆亡,民国初立,是政权交替的混乱局面,为官谅必不易。据父亲说,祖父有一次曾认真地对他诉曲衷﹕“我每升一次官,别人就恨不得咬下我一块肉!”一位父亲对十四、五岁的儿子,发这样沉痛的牢骚,一定是在官场有不同寻常的遭遇吧。祖父嗜酒,有海量,常与我外祖父郎舅二人对酌,饮绍兴酒。父亲曾暗暗记下他一次干四十五杯(中等大小的酒杯)的记录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无论文士还是武将,都以饮酒为风尚。文人如杜甫称为“酒仙”的李白,曾写下“会当痛饮三百杯,直挂云帆济沧海!”的名句;武人豪饮更不胜枚举。祖父纵酒,似应有借酒浇愁的缘故,同时也种下癌症的病因。

祖父学警察、当警察,应列为武人;他喜绘画,擅长工笔仕女,名列《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》,则又是一位文人。如今我们上海家里的卧房中,还挂着祖父1900-1901年之交的隆冬时节画的一幅着色工笔仕女图镜框,画中丽人舞姿楚楚动人,有祖父行书题诗:“舞困歌慵酒梦迟,小阑舒腕转腰时;落华垂柳娇无力,都送春愁上两眉。”落款为:“庚子仲冬允臻写”经历百余年三代人的家庭变迁、兵荒马乱和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,尚保存完好,堪称奇迹,也可谓万幸。当是他唯一的传世之作了!我祖父的胞兄,即上一章述及的甘亭公是扬州的一位著名画家,于1939年七十二岁时曾画了一幅《绿扬域郭图》赠予我父亲,有行书题词:“用钱文节法,写绿扬域郭图,为重威十姪清鉴,得毋动故乡之感乎?己卯仲秋上浣七十二叟甘翁作”自钤“甘翁七十岁后作”朱文大方章和“允和”白文小长方章及“甘亭”朱文小方章各一方。也镶一长方镜框。《张允和故居》牌子写道:“……尤擅丹青,山水仿宋元,精细工秀,悉有规矩。年近八旬,犹挥毫不辍,人得之若拱璧。”如今我将祖辈亲人的这两幅画看得比宋元珍品更宝贵啊!

我祖母系出江苏江都殷氏,据先君《默园日记》考证,告发鲁迅的祖父主考受贿大案的殷如璋,就是我祖母的先人。祖母与我外祖父是亲姊弟,生我父亲兄弟三人和三个女儿,当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家庭的贤妻良母。可惜卅多岁丧夫,守寡五年即病逝,未给我们孙辈留下任何遗物和印象。

我的外祖父讳铮(1880-1929),字希夷,号铁庵,民初曾任内政部职方司司长和湖北省烟酒公卖局局长。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,在军阀混战、政局动乱时期,为官本不易,何况他秉性刚正不阿,两袖清风,一腔正气,仕途岂能得意!听母亲说,外祖父为官清廉,挡了同僚的财路,受同僚百般排挤,不安于位,忿而欲上辞呈。外祖母是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,晓之以义,力主宁可被革职也不辞职。外祖父双眉紧锁,一言不发,在灯下低头背手绕室踱步移时,可见他仕宦之艰难!可惜因颓废而纵情酒色,五十岁即病故。

外祖父嗜好书法,斋中收藏许多宋拓碑帖,尤喜魏碑,临《张黑女墓志》甚勤。文革前我家还有成叠外祖父临帖墨迹;所用毛边纸是专门定制的,有一整张报纸般大小,蓝色或黑色细线方格,两寸大小,边框印“铁庵”字样。工整的魏碑体大楷,端庄凝重,墨色乌亮,仍散发澹澹的墨香。当年外祖父认真临帖时一丝不苟的神情,仿佛跃然纸上!

外祖父是父亲的亲母舅,对父母双亡的长外甥呵护有加,其情甚至超过对自己的亲子。父亲廿六岁赴京进中南银行任练习生,就是奉外祖父之召。我曾听父亲说过一段往事﹕他进中南银行不久,就出了一件大宗债券失窃的案子,而父亲恰为经手人,警方已介入调查。上上下下谣言蜂起,闹得沸沸扬扬。父亲随时有被拘入狱的危险。一天,外祖父忽然严肃地问他﹕“听说银行发生债券失窃案,怎么没听你说起过?”足见外祖父对他关怀备至。父亲从容答道﹕“为人不做亏心事,半夜敲门心不惊!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如此大事,不久一定会水落石出!”后来果然案情大白,与父亲不相干。经过此事,外祖父称许父亲沉稳有气度,能任大事,更加钟爱他了。1929年我外祖父逝世,父亲自述﹕“如丧考妣,有惶惶无依之感。”

外祖母沈氏系江苏吴江望族闺秀,她的伯祖父讳桂芬,字经笙,曾任满清政府军机大臣(即宰相),谥“文定”。文定公之女,即是台湾前驻南非大使陆以正的祖母。1985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学者 ,曾在哥大东亚图书馆(C. V.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)翻检一册英汉字典时,无意中发现竟收入“沈桂芬”条目。我五、六岁时在北平(今北京),还时常在殷府见到外婆,她身材瘦削,一双亮晶晶的黑白分明的眼睛仿佛能把人看穿似地,总是一面把一个银水烟壶吸得“骨碌骨碌”作响,一面不停地摇头,神经系统似已有病了。

我外祖母是外祖父的继配夫人,俗谓“续弦”或“填房”。听母亲说,外婆待字闺中时体弱多病,双亲恐怕她不能长寿,又怕她不能生育,为免让夫家绝后,故许配已有子嗣的外公作继室。岂料嫁到殷府,一连生了十二胎(包括小产),除我大舅是原配夫人所生外 ,二、三 、四、五、六舅和母亲及二姨均长大成人,结婚生子(只有三舅婚前死于肺病,二姨因患子宫肌瘤动手术,婚后未生育)。外婆活到六十岁,长孙已经十余岁了。可见人生难料!

外祖母生于富贵豪门,嫁入殷府,也是官宦之家 ,外祖父病逝后,遗产尚有现金数万银元(听父母亲说,子女每人名下应分得遗产七千银元)。那时物价低廉,一袋一百斤面粉不到两银元,几万银元是小康之家一笔不小的财产了。1949年神州变色,外婆在天津平安去世时,二、四两位舅父因经商失败,坐吃山空,门楣已是外强中干,虚有其表了。外婆富贵一生,可谓“生既逢辰,死得其时”也!

 “文革”前,我家住天津。每年秋高气爽时节,母亲都要整理衣箱。我照例随侍作帮手。母亲把箱中珍藏的外婆衣物,一件一件地取出审视,一面念念有词地讲解每件衣物的来龙去脉,目光中怀念亲人的神色令我终生难忘。外婆的短袄和长袍,都是绸缎绣花的,做工和绣活均极精緻,由于收藏仔细,望上去如崭新的一般,真比故宫展柜中帝后的袍服显得更亮丽,只是不能用龙凤图案而已。外婆的一双绣花鞋,简直像精美的工艺品或道具——从上面望去,鞋的形状如半个剖开的小冬笋,头尖尖的,鞋底还有拇指指甲盖般大小的隆起的后跟,尺寸真如“三寸金莲”大小。若不是亲眼所见,我一定不会相信世上竟然真有这样精緻的绣花鞋;也不相信外婆的小脚能穿这么小的鞋!可惜这些本应送进民俗博物馆的精美展品,都在那场“浩劫”中烟消云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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